十八大、十九大之间

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

科学认识当前形势,准确研判未来走势,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。最近,国内外都有一些议论,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,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?也有一些人认为,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降至7.5%以下,为什么不采取强刺激措施?等等。我想,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,必须历史地、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。

去年,中央作出一个判断,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、结构调整阵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“三期叠加”阶段。今年年中,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我对“三期叠加”进一步作了分析,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。不久前,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,我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、结构优化、动力转换三大特点。这里,我想用对比的方法,谈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几个趋势性变化。

第一,从消费需求看,过去,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,你有我有全都有,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。现在,“羊群效应”没有了,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,消费拉开档次,个性化、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,保证产品质量安全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。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,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,但我国有13亿多人,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、余地还很大。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,释放消费潜力,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。

第二,从投资需求看,过去,投资需求空间巨大,只要有钱敢干,投资都有回报,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现在,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,传统产业、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,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,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。我国总储蓄率仍然较高。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,消除投资障碍,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。

第三,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,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,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,只要有成本优势,出口就能扩大,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。现在,全球总需求不振,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。同时,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,多少年打拼出来的国际市场也是重要资源。高水平引进来、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,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,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。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,积极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,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。

第四,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,过去,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,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,钢铁、水泥、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,房地产出现结构性、区域性过剩,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。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,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,企业兼并重组、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。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,创新方式层出不穷,新兴产业、服务业、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,生产小型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。

第五,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,过去,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,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,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。现在,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,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,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,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,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,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。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,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,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。

第六,从市场竞争特点看,过去,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。现在,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、差异化为主的竞争,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,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,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。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竞争优势、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,统一全国市场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,加快形成统一透明、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,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。

第七,从资源环境约束看,过去,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,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、快发展。现在,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,难以承载高消耗、粗放型的发展了。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、清澈水质、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,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。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,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,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。

第八,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,过去,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。现在,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,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,地方政府性债务、影子银行、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,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。这些风险,有的来自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越位,有的来自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盲目投资,有的来自缺乏长远考虑而过度承诺,有的则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直接关系。综合判断,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,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、对症下药,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,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,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,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。

第九,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,过去,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,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;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,产业政策只要按照“雁行理论”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。现在,从需求方面看,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;从供给方面看,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,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。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,科学进行宏观调控,适度干预但不盲目,必要时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坚定出手,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,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、推动发展新模式。

以上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,在“三期叠加”这个阶段,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,但也不会无限下滑;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,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;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,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。这也说明,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、分工更复杂、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。这些趋势性变化,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,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,有的可能进一步强化,有的则可能发生变化。

总起来说,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,增长速度正从10%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%左右的中高速增长,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,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、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,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认识新常态,适应新常态,引领新常态,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。

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,我们观念上要适应,认识上要到位,方法上要对路,工作上要得力,否则很难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。

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,要深化理解、统一认识。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、简单重复,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。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,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、新情况、新问题,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,习惯于铺摊子、上项目,就跟不上形势了。用老的办法,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,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、激化,最后是总爆发。

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,要坚持发展、主动作为。我多次强调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,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,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。同时,我也反复强调,我们要的是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发展,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、投资回报率、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。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,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,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,形势就“好得很”,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,形势就“糟得很”。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,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。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,就要持平常心,不要大惊小怪,更何况我们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动性。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,但也不能过了头,不要杞人忧天。

必须明确,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,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;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,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。对发展条件的变化,我们必须准确认识、深入认识、全面认识,顺势而为、乘势而上,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。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,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,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,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,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,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,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,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。做到这些,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破解发展难题的力度,因此必须勇于推进改革创新,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切实转换经济发展动力,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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